宋 苏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注释解释]

　　1．这首词大约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在汴京任翰林学士时所作。次韵：用原作之韵，并按照原作用韵次序进行创作，称为次韵。章质夫：名楶，（jié），浦城（今福建蒲城县）人。当时正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经常和苏轼诗词酬唱。次韵：依照别人的原韵而且依照其先后次序写诗或词。

　　2．从教：任凭。

　　3．无情有思：言杨花看似无情，却自有它的愁思。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这里反用其意。思：心绪，情思。

　　4．萦：萦绕、牵念。柔肠：柳枝细长柔软，故以柔肠为喻。白居易《杨柳枝》：“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如柳枝。”

　　5．困酣：困倦之极。娇眼：美人娇媚的眼睛，比喻柳叶。古人诗赋中常称初生的柳叶为柳眼。

　　6．“梦随”三句：化用唐代金昌绪《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7．落红：落花。缀：连结。

　　背景
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咏物词。章质夫，福建蒲城人，是苏轼的同僚和好友。他作有咏杨花的《水龙吟》，苏轼的这一首是次韵之作。依照别人词的原韵，作词答和，连次序也相同的叫“次韵”或“步韵”。苏轼在一封给章质夫的信中说：“《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云，亦告以不示人也。”

　　一般认为这首词作于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时苏轼与章同在京城，交往频繁。但信中提到章质夫“正柳花飞时”出任巡按，则与公元1081年初夏（史料记载为神宗元丰四年四月）章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的经历及季节特征相吻合。故定为公元1081年（元丰四年）更为妥当，时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二年。

[古诗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词家一向以咏物为难，张炎《词源》曰：“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章质夫的柳花词已经以其摹写物态的精妙成为一时传诵的名作。步韵填词，从形式到内容，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尤其是在原唱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和韵要超越原唱实属不易。苏轼却举重若轻，不仅写出了杨花的形、神，而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咏物与写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将物性与人情毫无痕迹地融在一起，真正做到了“借物以寓性情”，“即物即人，两不能别”。全词写得声韵谐婉，情调幽怨缠绵。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此词一出，赞誉不绝，名声很快超过章的原作，成为咏物词史上“压倒古今”的名作。

　　此词约作于公元1081年（元丰四年），苏轼45岁，正谪居黄州。当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内容是咏杨花的。因为该词写的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赞誉，盛传一时。苏东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水龙吟》，并和了这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寄给章质夫，还特意告诉他不要给别人看。章质夫慧眼识珠，赞赏不已，也顾不得苏东坡的特意相告，赶快送给他人欣赏，才使得这首千古绝唱得以传世。

　　这首词的上阕主要写杨花的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即不离的神态。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开头一韵，非同凡响，道出了杨花的性质和际遇。“似花还似非花”：杨花即柳絮。看着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艺术手法上显得很“抽象”，但仔细品味琢磨，这“抽象”超出了具体形象，一语道出了柳絮的性质。这一句与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可谓异曲同工。一般来讲，艺术要求用形象反映事物。而苏东坡却“反其道而行之”，匠心独运，以“抽象”写出了非同反响的艺术效果。因此，在艺术描写上，“抽象”有“抽象”的妙用。“也无人惜从教坠”，则言其际遇之苦，没有人怜惜这像花又毕竟不是花的柳絮，只有任其坠落，随风而去。“无人惜”是诗人言其飘零无着、不被人爱怜的际遇，也正说明了唯独诗人惜之。一个“惜”字，实在是全篇之“眼”，妙不可言。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一韵承接上一韵中的“坠”字展开，赋予柳絮以人的性情。“抛家傍路”说杨花的飘忽无着，仔细思量，那柳絮坠离枝头，“抛家”而去，不是很无情吗？可是柳絮“傍路”飘零，却又依依难舍，恋“家”之情跃然纸上。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有思”言其不忍离别的愁思和痛苦。其实，这是诗人的想象，“思量”是“惜”的进一步的深入，使杨花飘忽不定的形态具有了人的情感。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一韵承接上一韵的“有思”，采用拟人的手法，以极其细腻独到的笔致，尽写柳絮飘忽迷离的神态，让人柔肠百转，思绪万千，叹为观止。从上阕“无情有思”开始，诗人便展开想象的羽翼，把杨花比喻为一个思亲少妇，将“有思”具体化、形象化，活脱脱地展示出她的完整形象。这里，“有思”成为思亲少妇的“愁思”。因“愁思”而“萦损柔肠”，因“愁”而“柔”，因“柔”而“损”；“愁思”煎熬则“困”，“困”则“娇眼”“欲开还闭”。思亲少妇的情态被诗人描写、刻画地极其细腻，从而把柳絮随风而坠、时起时落、飘忽迷离、勾魂摄魄的形态，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真乃神来之笔。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少妇“有思”，“有思”的情态也描摹出来。那么少妇为何而思？上阕的最后一韵作了回答：她在思念远方的夫婿。这一韵化用了“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过辽西”的诗意。“梦随风万里”既写少妇之梦，又关合柳絮飘忽迷离，轻盈若梦。愁中入梦，梦里与远在万里的君郎相逢，却被莺儿的啼声惊醒，怎不让人愁更愁，简直让人恼恨了！

　　纵观上阕是以人状物，虽然是在咏柳絮，却叫人难分诗人是在写柳絮还是写思妇。柳絮与思妇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貌似神合的境界，不禁令人想起了庄子做过的一个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词的下阕与上阕相呼应主要是写柳絮的归宿，感情色彩更加浓厚。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在上阕“惜”和“愁”的情绪基础上，诗人下阙的头一韵直抒胸腻，“愁”化作“恨”，倾注惜春之情，也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写柳絮“也无人教坠”的际遇。这一韵应和上阕首韵“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表面上看，因为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所以不必去“恨”，应该“恨”的是西园遍地落英，“零落成泥碾作尘”，春去无奈，最可怜惜。然而，细细斟酌，“落红难缀”更反衬出柳絮的“无人惜”的遭际，诗人用这种手法进一步写出了对柳絮独“惜”的情愫。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拂晓的一场春雨过后，那随风飘舞、“抛家傍路”却“无人惜”的柳絮上哪儿去了呢，为何无踪无影，荡然无存了？“一池萍碎”即是回答。看到满池细碎的浮萍，诗人蓦然清醒——原来那沸沸扬扬，满天的飞絮都化作了水上的浮萍。这里，“遗踪何在”是问题，“一池萍碎”是结果，而“晓来雨过”是柳絮化为浮萍的客观条件。柳絮化为了浮萍，用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的。但诗人“惜”柳絮又不忍看到它凭空消逝的伤感却得到慰藉。何况柳絮坠落，化为浮萍也是当时的“公认”。“遗踪何在”一句写得极好，把诗人对春雨过后，柳絮消失后的心理情态尽写出来，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属难得。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韵从柳絮的“遗踪”荡然无存生发，以简洁洗练的句子写出了春光易逝的伤感。虽然花落无情，好景不长，然而春去有“归”：一部分归为尘土，一部分归为流水。即使如此，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柳絮不复存在，大好的春光也随着柳絮的消失一去不复返了。“惜”柳絮，进而“惜”春光，诗人的情感袒露无遗。“春色三分”一句很是别出心裁。把光景分为若干份并不是苏东坡的创造。诗人写这首词之前，许多骚人墨客写下了不少类似的句子，如“天下三分明夜月，二分无赖是扬州。”、“三分春色两分愁，更一分风雨。”等都是经典名句。但是读者仔细玩味，推敲比较，却不难看出，上述名句都不如苏东坡的语意蕴藉、含蓄、巧妙。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最后一韵，是具有归结性的震撼全篇的点睛之笔。那沸沸扬扬，飘忽迷离的柳絮在诗人的眼里竟然“点点是离人泪”！这一韵照应了上阕“思妇”“愁思”的描写，比喻新奇脱俗，想象大胆夸张，感情深挚饱满，笔墨酣畅淋漓，蕴意回味无穷，真是妙笔神功！

　　前人对苏东坡的这首“和词”与章质夫的“原唱”孰优孰劣，曾有过争执。归纳起来，观点有三。一说“原唱”优于“和词”，“曲尽杨花妙处”；二说“和词”优于“原唱”，“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三说“原唱”与“和词”均为绝唱，“不容妄为轩轾”。究竟如何？先不必妄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章质夫的“原唱”。词曰：

　　“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杨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青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黏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面对一件艺术珍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观点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两件同类艺术珍品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审美价值比较问题，“不容妄为轩轾”是不成立的，必然有个孰优孰劣的评价和选择问题，非此即彼。前面说过，章质夫的这首《水龙吟》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然而，只要与苏东坡的这首“和词”加以比较，章质夫的“原唱”就相形见绌了。

　　大凡诗词，“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因此，只做到形神兼备还不够，必须做到“有境界”。观章质夫的“原唱”，虽然描写细腻生动、气质神韵不凡、“潇洒喜人”，但终归是“织绣功夫”，“喜人”并不感人，因而较之“和词”在“境界”上就大为逊色。苏东坡的“和词”“先乎情”，“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不仅写了杨花的形、神，而且写景“言情”，在杨花里倾注了自己的深挚情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这是章质夫的“原唱”望尘莫及的。

　　“和词”胜于“原唱”，也突出表现在艺术构思上。“原唱”在总体上没有跳出咏物写景的园囿，而“和词”却别有洞天，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咏物与写人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思妇形象，写柳絮的际遇，绾合着思妇的际遇，情景交融，物我一体。这也是“原唱”无法相比的。

　　在语言艺术特色上，“原唱”虽然精巧灵动，但也不过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令人惊奇和感动的好句子不多。诗词无好句如登山无胜景，终归有些缺憾。而“和词”的语言却新颖别致，舒放自如，并且好句比比皆是。如“似花还似非花”、“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点点是离人泪”等，都是可圈可点、令人称颂的佳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步韵填词，从形式到内容，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尤其是在“原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和韵”要超越“原唱”实属不易。但苏东坡却举重若轻，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写出了这首“和韵而似元唱”的杰作，真可谓旷世奇才。

　　从《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首经典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豪放派词人的婉约风格的一面，体验到苏东坡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这首词独具的艺术魅力，给予读者不尽的审美享受。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苏轼生平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苏轼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