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 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仪对恨望，前后云云。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3]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自认为立有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可是，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蒋琬接任。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只是悠闲而已。最初，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才干也超过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不敢和他来往。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又对费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我如果率军投奔魏，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令人后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又上书进行诽谤，言辞激烈强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 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一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帝皆不听。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经用尽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终将毁掉马匹。’如今劳役辛苦，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从前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还认为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定是国家的忧患。假使贾谊复活，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采纳。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按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擅自拘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颁诏说：“宫殿不能完工，是我最关心的，你推究查办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类毛病，如果再对此放纵，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了。”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促遣民作；监作者复秦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以便使工程完结。孙礼直接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没有责怪。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上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高堂隆对答说：“《易传》说：‘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宫室。’还说：‘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没有儿子，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丁巳，帝还洛阳。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
　　[9]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9]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陵霄阙刚刚起架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筑巢，鸠居之’。如今大兴宫殿，又新起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这就是上天的告诫。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明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从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议，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责问，话还没出口，已被杀头。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而今宫殿还没建成，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也不算少。本应当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民工，使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是长远之计。取信于民，是国家的重要珍宝。以前陛下临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结果营垒建成，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时放还。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倘若再使用民工，应该明确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如果又有劳役，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当死的人，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说是仓促行事。所以，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同样是死，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还被远近猜疑。况且人命至重，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一旦气绝，不可能再接续，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正当事情发生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颇。’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乐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亚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衮卒。
　　[10]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带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说：“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你应当前去规劝，规劝不被接受，要流泪劝告，再不改正，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退封国食邑。与其依仗恩宠招祸，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细小过失，便应当替他掩饰。”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衮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许昌。
　　[12]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2]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以后，鲜卑部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强者远遁，弱者归顺，边境平安。
　　[13]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13]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如灵龟，竖立在水面，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形，并有“大讨曹”三字。明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祥瑞。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张秘密地对于绰说：“神因为知道未来，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显现出，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如今汉朝灭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尽以与之。
　　[14]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吴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来换到马匹，我为什么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给了来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1]春季，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2]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2]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高傲，威风凛凛，自吴王以下，举国敬畏。
　　[3]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3]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氐道，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其弟不跟从，率四百户来降魏。
　　[5]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阳宫。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这。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将要营建宫殿时，也要先建祖先祭庙，然后再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留下来的风范；修玉台、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皇天的冒犯。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明帝怒意才算消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正始年间，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名臣奏议》，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都赞叹不止。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爱人，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和赞誉，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议。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阳。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疑误），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阳，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