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

　　罗隆基(1896-1965)，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执教私塾为业。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英留学，获得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

　　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鼓吹“人权”、“法治”、“自由”，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立场极为鲜明，论战最为犀利，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教育部长对胡适签发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罗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但是，罗隆基初衷不改，在国民党的压制下，他仍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以笔为剑，先后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也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亡。9月21日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热衷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人才。他呼吁“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

　　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陆续发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仍然声称坚持原来的民主主张。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即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却为个人权势争斗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天，他在《益世报》发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创刊号上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发生时，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未遂，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

　　此外，他还为在峨眉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拒绝：“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在取得当时掌握平津政权的宋哲元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由此引发了一场与老朋友胡适的笔战。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武汉失陷后，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各党各派先后对此发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发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共产党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

　　他还于1940年连续发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

　　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0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7月，罗隆基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举办的讲演会上，发表《中国需要怎样的民主》讲演，系统阐述了他关于中国民主的基本思考，强调“我们需要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罗隆基继续担任改组后的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趋激烈，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也趋于公开化。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罗隆基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中共及其他民主进步力量的斗争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决议。同年2月罗隆基担任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总编辑。

　　1946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民主同盟坚定地与中共站在一起，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国民大会，指出这严重违背政协决议。10月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坚决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

　　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发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发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向中国共产党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以“治病”为名，将罗隆基软禁于上海。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罗隆基才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秘密设法营救，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隆基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发言。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次“鸣”“放”是根据共产党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出现了太快的势头。

　　他认为解放初期有些知识分子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发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1957年6月8日以后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本人被错划为“右派”。1986年才予以平反。

　　1965年12月6日，罗隆基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